编者按：１９６６年以来江青“一鸣惊人”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不仅参与中国高层政治决策，很快又把持了中央碰头会，权力曾不可一世。“九大”后中央改变了日常工作方式，江青就成了“重要闲人”。
１９６９年九届一中全会后，５月初，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宣布，“决定不设书记处，由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处理中央日常事务。”〔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这个改变了１９６７年反击“二月逆流”以后中央碰头会处理中央工作的决定，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却由于某些人为因素被“遗忘”了。然而，它正是理清那段历史、解开许多谜团的一把“钥匙”。
人们研究“九大”之后中国政局时多注意了林彪——这位被写入党章的“接班人”，而忽视了周恩来。其实“九大”后周恩来的地位和权力变化要比林彪大得多，他从碰头会时期处处受掣肘、左右为难的“名义主持人”变成了中央日常工作的真正领导者。用文革时期流行语来说，周恩来是党和国家的“总管”、“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长”。
我们只要看看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的处境，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变化。
吴法宪１９６７年夏参加了碰头会，他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并要大家表态。当时没有什么人为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吴法宪访谈》〕
王力是中央文革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看到的周恩来，那时在碰头会上只能对中央文革一伙人谦卑地恭维说“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王力反思录》〕
邱会作１９６７年参加军委办事组，多次列席碰头会，“九大”后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把周恩来此前与以后的状况作了比较：“过去的中央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在主持，事实上是江青在主持。‘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议，才真正由周恩来主持了。周因故不能到会，陈伯达、康生也主持过政治局会，但从来没有让江青主持过会议。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江青不到不能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江青不到照样开会。过去碰头会开始之前，周恩来总要谦恭地问江青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吗？’江青不点头不答话，周恩来一般不会马上宣布开会。‘九大’以后的政治局会，周恩来仍习惯地问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开会吧！’不管江青回不回答，照样开会。周恩来这句话仅仅是形式上的礼仪了。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最早在中南海怀仁堂开。１９６７年反对‘二月逆流’后，江青不愿意在那儿开，于是周恩来迁就她，碰头会改在了钓鱼台开，会址固定在中央文革办公处十六号楼。那样对江青方便，对周恩来不方便，但周恩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九大’后江青几次提出，政治局会‘仍在十六楼举行，不能改变’。几经周折，政治局开会很快就离开了钓鱼台，并固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了。这对周恩来方便，对江青没有以前那么方便。江青提了几次回钓鱼台开，周恩来不理她，不再去迎合江青的口味。
过去的中央碰头会，是江青这个‘霸王’逞威风的地方。凡是要经过碰头会处理的事情，无论大小，江青不点头不能算数。‘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周恩来变成了真正的主持人，周恩来很尊重大家的意见，特别是提出问题的人的意见，只要多数人同意的事情，不管江青同意不同意，周恩来就拍板决定，从来不让江青专权。”〔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
对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林彪的态度非常明确，多次要求军委办事组参加政治局工作班子的同志全力支援周恩来，说“你们要把总理（周恩来）当作军队的领导。总理的事就是军队的事，他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对军队的指示，一定要照办。”〔邱会作回忆稿、谈话稿〕
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信任、林彪为首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政治局工作班子大多数成员的协助下，得以在那两年稳住阵脚，让江青不能为所欲为。
中央领导机构后，江青争取政治局常委的努力失败。军队领导干部各据要职，党内元老也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造反派人物却很少有人占居高位，真是“白忙活”了一场。
江青和她中央文革的几位“战友”表示了对中央新的工作方式的不满，并以三种方式进行表达：
其一，江青等人迟到、乱闹，扰乱政治局正常办公。
政治局基本上每日开会办公，一般晚上九点开始，翌日凌晨三时结束。起初江青次次迟到，张春桥、姚文元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一起迟到两小时以上是常有的事，更长的时间也有。过去碰头会江青不到不开会，现在周恩来是准时开会不等待。江青来了，周恩来顶多客气一句“江青同志，我们已经开始了。”江青有时凶狠地冲撞一句“我是多余的”，然后就与周恩来纠缠、叫政治局无法开会。有时她叫人弄饭来吃，工作人员为侍候她进进出出，江青一个人坐在会场中享受着美餐，叫大家不能办事。江青折腾了几次后，看周恩来忍让不理睬，有时索性就不来了，张春桥姚文元也效仿，使一些需要他们参与讨论和表决的事办不成。
过去江青称身体不好而滞压中央办公的档是常事，无人敢问，但有人敢对她说“不”，黄永胜很早就有过抵制，此时更是如此。有一次，江青推说身体不好，一个月没看档，黄永胜则在一份档上画了一个圈，写了“拟同意”。江青却骂道：“黄永胜有什么资格阅批我批的档，这是夺我的权，是政治野心！”〔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江青骂也骂了，闹也闹了，却无可奈何。
其二，江青等人用各种繁琐杂事干扰政治局处理主要业务工作。
政治局工作会议上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方面急需处理的大事。江青等人总是插进别的议题空谈，只要江青感兴趣的事，说上半天也不嫌烦。比如“样板戏”里的角色、台词、唱腔、服装、化妆、道具等琐事，也要在政治局会上探讨细微，至少说了几十次，每次都要有几小时，谈一个晚上的时候也有多次。周恩来有涵养从不去打断他们，就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很默契地“各自为战”，在会场上大家分别阅读处理自己分管的文件和事情。大家虽然是在一起集体坐着，却是个人分别办公，以此对江青等人进行抗议。
久而久之，一些人对江青开始抵制。比如，江青搞样板戏常常在天桥剧场现场办公，为了方便，要在那儿安装一部军用直通电话。黄永胜不同意：“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坚决不给江青办。江青曾在１９６６年底为她的“革命样板剧团”争取到了可以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并公开向外宣布，但事后却不了了之。江青的“革命文艺战士”只好和红卫兵小将一样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显得不伦不类。此时，江青又提出让“革命样板戏剧团”正式加入军队建制，却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坚决抵制。江青退了一步，至少让他们穿上文革中引为荣耀的配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解放军正式军装。邱会作反对江青的要求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便发军装？”〔陶朱问＜大起大落温玉成＞〕硬是让江青碰了一鼻子灰。江青不时插手军队工作，黄永胜屡予抵制，有时甚至在会议上发生冲撞。〔迟泽厚＜我所知道的温玉成＞〕
其三，江青等人仍想以中央文革名义发文件，维持他们固有的“领地”。
江青把持的中央碰头会停止了，可是中央文革名义上还在。江青想借中央文革这张牌“唱戏”，以中央文革名义办事。但此一时非彼一时也，陈伯达向毛泽东的一个请示让中央文革“寿终正寝”。陈伯达回忆道：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开异想’。九大一结束，她即要把她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她还要用‘中央文革’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那个‘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档送到我处，我写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组档都必须由毛主席批’。毛主席一见档，就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总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去议论他们在九大后的各种计谋。他们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中央的会，中央的事，还是周恩来同志主持，他们的阴谋诡计遇到了阻力。”〔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从那以后再没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中央文件。几经周折，“九大”后中央政治局呈报毛泽东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排在党中央机关第一位的中央文革，并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九大”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原来的碰头会相比，议行政事务多了，议国家的实际工作多了，议经济建设问题多了，对于那些仅仅是江青等人感兴趣的事，议得少了。如果用心地翻阅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周之间那时的来往请示和批复，再细读《周恩来年谱》中他的工作记录，对此肯定会有深刻体会。
尽快把国家稳定下来，抓好经济建设，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的想法，陈伯达为“九大”准备的题目为《为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政治报告，不仅和林彪商议了，也和周恩来交换过意见〔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毛泽东没有采用它，另择张春桥等起草的报告，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讨论政治报告稿时，陈伯达坚持“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张春桥反驳说那是“唯生产力论”。而毛泽东说“考虑在报告上添进陈伯达的意见”。〔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常把经济建设当成中央的重要议题之一。引人注目的是，１９６９年９月中央政治局为庆祝国庆二十周年提出口号时，周恩来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五十年代大搞经济建设时的“总路线”列入其中。〔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军委战备工作会议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说：“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周恩来强调的是那个没有被采用的政治报告里的思想，并大胆地进行了贯彻。
“九大”后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立即得到充实，其成员都是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如李先念、谢富治、李富春、余秋里、粟裕等〔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它》〕，没有一个文革派“空谈客”。国家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项业务都在恢复。曾一度受到严重冲击而乱了的中央领导机构得到精简和重建。作为国家政治稳定重要象征的外交，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支援下，开展“抗美战争”的越南等国于１９７０年４月在广州召开“三国四方会议”，中国的力量深入了东南亚。“九大”至１９７０年８月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二十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来访修复了中断多时的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国关系。法国总统戴高乐正酝酿的访华将是中国打开西方大国围堵的一个缺口。中国和与之紧张对恃的苏联坐在了谈判桌上，边境武装冲突已经停止。中国和另一个为敌二十年的对手美国正通过秘密渠进行了联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实质性接触已经开始。
从１９６９年开始，中国扭转了１９６６年文革发动后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工农业生产全面开始回复和上升，钢铁、石油、煤炭、铁路建设、军工生产、科学技术多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１９６９年工业总产值创建国后的新高，农业获得了历史最好收成。９月２３日中国第一次地下核子试验成功，有了具有实战意义的核武器，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几个月后第一艘核潜艇又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历史性的突破，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同时掌握核威慑力和能探索外太空的大国。那时中国可以说是工业发展、农业丰收、火箭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上天……二十年后邓小平坦诚地回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４至１９７５年是十年文革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阶段。１９６９增长为２３.８％，１９７０年达２５.７％，虽然这种增幅含有对前两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进行补偿和恢复的性质，但毕竟在快速增长。１９７２年中国经济又开始向下滑，跌到了４.５％，至１９７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时再次上升，达到了１４％，“批邓”以后又下跌到１９７６年的１.７％。文革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两次高点与中间的低谷形成了一个“马鞍形”（Ｍ形）。如果怀疑那时统计“虚假”不足采信的话，可以再看一下《中国统计年鉴》中记载的同时期的能源消耗变化，它的年增加情况和国民经济走势相同，１９７０和１９７５年也是“马鞍形”的“前鞍”和“后鞍”。
然而好景不长，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又称第三次庐山会议），一场关于“设不设主席”的争论按下了林彪倒台的倒计时，所谓“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政治风暴形成了。
注释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冲突早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造反派冲击军队院校时就明显了，其发生和发展不在本文论述之中。但是要提请大家注意，每到文革关键时刻，林彪和江青的冲突就会爆发一次。比如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夺权正是江青得势之时，２月初，林彪与来访的江青发生激烈冲突，林气得脸色紫青，身上一阵阵发抖，大叫“叶群！叶群！”并对闻声赶来的秘书张云生说：“叫叶群，快把江青给我赶走！”〔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而林彪在讲话中却提出人类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即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资产阶级的义大利的文艺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江青认为这样讲有问题，在林彪的讲话稿上做了一些批示后送给林彪，说林彪如果同意，请把她对林彪讲话的批语转给毛主席。林彪一看就气炸了，大骂江青算什么东西！当着秘书的面说：“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为何江青挑衅林彪，而林彪又发如此大火，常人难于理解。原来林彪说“有人（江青）把文化问题当作自己的专利，别人不许解释。且不论我讲得对不对，我敢讲，就是对那个‘霸王’的否定！”〔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
